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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書(全文)

          來源:國新網2019-03-27 22:14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3月27日發表《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書,全文如下:

          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9年3月

            目錄

            前言

            一、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

            二、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三、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

            四、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

            五、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六、推進了各項事業發展

            七、加強了生態文明建設

            八、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

            九、促進了民族平等團結

            十、西藏發展進入新時代

            結束語

            前言

            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按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六十年一甲子,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六十年前的民主改革,對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而言,是一次新生,意義非同尋常。

            六十年換了人間。民主改革是西藏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西藏從此廢除了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建立起全新的社會制度,人民實現了翻身解放,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各項權利得到充分保障。

            六十年創造美好。民主改革為西藏開辟了光明的發展前景。在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勇于進取,頑強拼搏,建設美好家園,把貧窮落后的舊西藏建設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生態環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的新西藏。

            六十年團結奮進。經過民主改革,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建立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在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斗爭中,西藏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經受住了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六十年偉大跨越。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西藏社會實現了由封建農奴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飛躍,西藏發展實現了由貧窮落后向文明進步的偉大跨越。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西藏各族人民正與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闊步前進。

            一、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

            歷史上,西藏長期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上百萬農奴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境地。

            ——三大領主剝奪了農奴的一切權利

            舊西藏法律將人分為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農奴的人權被領主階級所剝奪。地方政府完全被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又稱“三大領主”)所掌控,各級官員由上層僧侶和世俗貴族擔任。有的大貴族官員的子弟一出生就獲得四品官階,十七八歲就可出任政府重要職務。中小貴族的子弟經俗官學校學習后,即可進入地方政府任職。僧官大部分由貴族出身的喇嘛擔任。廣大農奴處于社會最底層,毫無地位可言。

            ——三大領主共同掌握對農奴生殺予奪大權

            三大領主以野蠻、殘酷的刑法維護封建農奴制度,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設置司法機構和法庭,除官府所設監獄外,每一個較大寺廟和貴族都設有監獄或私牢,可以自備刑具,私設公堂,懲罰農奴,進行判決、鞭撻、拷問,給農奴戴上鐐銬、枷鎖。大量藏文檔案清晰記載著,割舌、割鼻、戴石帽、剁手足、剜眼、抽筋、剝皮、投水,甚至投入蝎子洞等幾十種酷刑。拉薩大昭寺北面的“朗孜廈”,曾經是舊西藏拉薩的司法機構,被稱為“人間地獄”,常借實施酷刑和屠殺之機,為噶廈地方政府和寺廟中的上層人士提供“念心咒”用的祭品,如人頭、人皮、人肉、人心、人腸等。

            ——三大領主集中占有以土地、牧場為主的生產資料

            據1959年民主改革前統計,在西藏約330萬克(西藏民主改革前計量單位,1克約合1畝)土地中,官家占有128.37萬克,寺院和上層僧侶占有121.44萬克,貴族占有79.2萬克,占有比例高達99.7%。邊遠地區有極少數的自耕農,占有約0.3%的耕地,大部分牧場也被牧主所控制。當時廣大農奴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是被領主占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

            ——三大領主對農奴的人身控制和奴役極其殘暴

            在領主土地占有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身依附關系,受到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強力保護。噶廈地方政府規定,農奴只能固定在所屬領主的莊園內,不得擅自離開,絕對禁止逃亡。噶廈地方政府和達賴喇嘛還多次發布不準收留逃亡農奴的文告。三大領主依靠對土地的絕對占有,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領主還把農奴當作私有財產,隨意用于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農奴如果逃亡,就會被處以斷足、鞭笞等懲罰。三大領主不僅對廣大農奴進行人身控制,還通過烏拉差役對其進行殘酷奴役,以和平解放前攝政達扎的達隆絳莊園為例:莊園共有土地1445克,所屬農奴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計81人,全年共支內差11826天,外差9440天,內外差共計21266天,每個勞動力平均要支應262.5天的烏拉差役,約占全部勞動量的72%。

            ——三大領主對農奴進行野蠻的苛捐雜稅盤剝

            在舊西藏,三大領主占有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對廣大農奴采取非人的壓榨和剝削。僅噶廈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稅就達200多種。農奴為了活命,不得不頻繁舉債,欠債的農奴占農奴總數的90%以上。農奴所負的債務有新債、子孫債、連保債、集體攤派債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輩輩欠下、永遠還不清的子孫債。當時流傳一首民謠:“爺爺的爺爺欠下的債,爸爸的爸爸沒有還清,到了兒子的兒子那輩,連利息的利息也還不完。”根據1959年至1960年民主改革的統計,西藏共廢除高利貸1690萬克糧(西藏民主改革前計量單位,1克約合14公斤),1400多萬品藏銀(西藏民主改革前計量單位,1品約合50兩藏銀)。如果與1958年西藏全年的糧食總產量1250萬克相比,民主改革所廢除的高利貸已經超過了一年糧食的總產量。

            ——三大領主利用宗教對社會進行嚴密的精神控制

            三大領主宣揚“極樂世界”和“來世幸福”控制農奴的精神思想,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命運。1913年進藏的日本人多田等觀在《入藏紀行》中寫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們認為自己罪孽深重,認為達賴喇嘛為了挽救他們才課以重稅。他們還認為今世如能減輕罪惡,來世就能幸福。”著名藏學家王森、王輔仁在《廢除西藏喇嘛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一文中揭露:“從1958年到1959年春,僅在拉薩西郊一個佛堂里,為了念經放咒,就先后向一個管事頭人索要過整人頭27個,人頭蓋骨6個,人腿骨4根,整張人皮1張,人尸1具,人腸14捆,人肉8塊,人血9瓶。”對于舊西藏的這種社會狀態,1940年前來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的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有深入的觀察,他在《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中寫道:“各級各等之人員,對于本身所屬階級視為前生命定,行之若素,即極下賤者,亦甘之若飴。”三大領主壟斷了精神文化生活,凡與其利益或觀念相違背的思想文化,均被視為異端邪說。近代著名藏族學者根敦群培揭露僧人的腐敗與墮落,提倡藏傳佛教改革,為噶廈地方政府所不容,遭到囚禁和迫害。

            二、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農奴制是封建社會最殘酷的奴役形式,無論從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民主,還是從人權的保障角度來審視,農奴制都是野蠻落后的社會制度。時至20世紀50年代,封建農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離人類歷史發展潮流。這樣一種制度是文明的恥辱,注定要被歷史拋棄。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奴隸制、農奴制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存在過。近代以后,隨著新思想和啟蒙運動的出現,奴隸制、農奴制已被認為是落后過時的制度,廢奴或廢奴運動開始在一些國家出現,敲響了奴隸制、農奴制滅亡的喪鐘。隨著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法國、英國、俄國、美國等陸續廢除奴隸制、農奴制。法國大革命后,法國于1794年宣布廢除奴隸制。1807年、1833年,英國先后通過《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和《廢除奴隸制法案》。1861年,俄國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廢除了農奴制。1865年,美國聯邦政府憑借南北戰爭的勝利,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廢除了奴隸制和強制勞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剛剛從大戰硝煙中走出的世界,正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成為人類社會的崇高追求。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明確指出:“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1956年,聯合國專門通過了《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要求各締約國采取一切實際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漸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廢除。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啟了中國歷史的嶄新時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建立起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當家作主。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伊始,鑒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一些地方的特殊情況,1954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說:“現在還沒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數民族地區,今后也可以用某種和緩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1953年新疆徹底廢除了殘余的封建農奴制(伯克制)。1956年開始,甘肅、四川、青海等省藏區也陸續進行民主改革。在云南,通過和平協商的辦法于1956年廢除了傈僳族、景頗族、佤族的家長奴隸制和永寧摩梭人的奴隸制,1958年又廢除了寧蒗小涼山彝族奴隸制和迪慶藏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1956年初至1957年底,四川省涼山彝族聚居區開展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奴隸制度。廢除農奴制已成為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然而,此時的西藏依然延續著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受到嚴重阻礙。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西藏生產長期處于停滯狀態

            直到20世紀50年代,西藏的農業仍停滯在粗放耕作甚至“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普遍使用木制農具,平均產量僅有種子的四五倍,與幾百年前無多大區別。絕大部分吃、穿、用品都要靠個體或莊園的手工生產,毫無社會生機和活力。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已經與勞動主體形成尖銳矛盾和對立

            農奴主通過剝削農奴攫取的社會財富,除供養僧俗官員和蓄養奴仆外,其余的全部用于驕奢淫逸的生活耗費。農奴辛勤勞作的成果被農奴主殘酷剝奪,深陷饑寒交迫的悲苦境地,失去了生活能力,不得不反抗和逃亡。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嚴重阻礙了現代科技文化的傳播發展

            由三大領主把控的西藏地方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宣揚神權迷信,反對科學,嚴重阻礙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傳播和運用。盡管統治集團也曾派貴族子弟到國外學習現代科學技術,但主要是為了滿足統治者自身享用,并不是為了學習先進,倡導科學。

            和平解放后,在中央政府的努力下,西藏結束了內部長期混亂和紛爭,初步打破了西藏社會長期封閉停滯的局面,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新氣象,發生新變化。按照《十七條協議》,1951年10月解放軍入藏,1952年成立西藏軍區,擔負起保衛國家邊疆的任務。中央通過設立西藏工作委員會在拉薩及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并開展工作。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同時存在著噶廈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和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等不同性質的政權組織。按照《十七條協議》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中央人民政府堅持“慎重穩進”方針和極為寬容的政策,積極爭取和團結愛國上層人士,耐心等待西藏地方上層統治集團自我改革。同時,針對西藏長期受到神權統治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級組織和工作人員開展了耐心細致的群眾工作,認真貫徹執行了“六年不改”的工作方針,贏得了愛國上層人士、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面對已經走到盡頭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不僅不思改革,還極力維護這一制度,他們擔心改革不僅會使他們失去政教特權,還會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

            三大領主正是通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聚斂了大量財富。據統計,民主改革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農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約合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銀200多萬兩,牛羊300頭,氆氌175卷。

            三、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

            依據《十七條協議》,和平解放初期,中國共產黨的西藏工作以上層統戰為主,以影響群眾為輔,而不是急于直接發動群眾進行改革。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通過免費醫療和消除傳染疾病、興修水利、架橋修路、搶險救災、發放無息貸款、贈送良種農具、放映電影、以工代賑等方式,積極為群眾辦好事,開展了艱苦細致的工作。在修筑川(康)藏公路中,群眾認識到修路不是給解放軍支烏拉差役,也不是給老爺們當牛馬,而是真正為自己和子孫后代造福。覺木(現林芝市巴宜區境內)、則拉(現米林縣境內)等宗(縣)的民工說:“解放軍個個都像活菩薩,那些說解放軍壞話的人,是披著羊皮的豺狼,是混在我們藏族中的魔鬼!”

            1954年7月,年楚河上游因冰川崩塌造成特大洪災,江孜、白朗兩宗淹死群眾91人,沖毀村莊170個,受災群眾1.6萬多人,淹沒土地6萬多克,死亡牲畜8000多頭(只)。災情發生后,中央立即撥款80萬銀元救災,江孜分工委和駐當地解放軍舍生忘死與洪水搏斗,搶救受災群眾。當地駐軍和工作人員在供應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救濟災民口糧73萬多公斤,貸放種子56萬多公斤,無償發放農具折合銀元1.5萬余元,帳篷布2.8萬米,干部戰士捐獻衣物和現金合計折合銀元10萬多元。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黑河(現那曲市色尼區)發生重大雪災時,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救災,反而催逼牧民交租,并且不準減免。當雄宗頭人甚至阻止黑河分工委下發青稞和茶葉救濟災民。這些事例使群眾加深了對共產黨、解放軍的認識,體會到只有廢除封建農奴制才能過上新生活。

            通過新舊對比,人民群眾日益覺醒,有些農奴已不甘于受壓迫和剝削,有的憤然掙脫農奴主的控制而逃離。據曾經是農奴主的家奴、后來擔任高級干部的巴桑回憶,她十多歲就為農奴主做苦役,15歲那年,實在不堪忍受農奴主的毒打,逃出了莊園。1956年,朗宗和邊壩宗100多位農民自發組織起來,開會擁護民主改革。1956年7月25日,拉薩林周的65位農民給十四世達賴喇嘛呈遞一封按有65個手印的聯名信,信中說:“我們都是種地的農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實行改革。”

            通過新舊對比,西藏部分上層人士也開始擁護改革。自1952年,西藏工委陸續組織西藏地區的致敬團、國慶觀禮團、參觀團、佛教代表團等幾十個團體到內地參觀。各團成員親眼見到祖國內地的迅速發展,一部分愛國上層人士在思想深處發生重大變化,逐步消除了對改革的顧慮。

            據堆龍德慶區旁村村民回憶:1956年,政府邀請西藏的莊園主到內地參觀,由于受到了教育和鼓勵,有一位名叫加察·格桑西熱的莊園主回來后,決定把土地分給農奴,并給他們自由。1956年,以大貴族出身的唐麥·貢覺白姆為團長的西藏婦女參觀團第一次到內地參觀,返藏后向拉薩郊區的農民宣傳民主改革能給人民帶來好處,宣傳民主改革的政策,促使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和愛國婦女聯誼會中許多成員主動擁護民主改革。

            1957年9月,江孜發生頭人本根卻珠毒打農奴出身的旺欽平措事件,時任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聞聽此事非常氣憤,明確說道:“西藏人民肯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肯定要實行民主改革,這不僅是西藏人民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事業和走向幸福道路所需要的,也是人類向前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任何逆流都阻擋不住的。”

            大貴族宇拓的女兒桑林·次仁白珍,1952年為進藏解放軍教授藏語文,不畏反動上層分子的威脅和恫嚇,“堅信西藏人民總有一天能夠擺脫封建農奴制度的壓迫剝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一個人民群眾自己的政權”。

            隨著人民群眾覺悟的提高以及上層人士發生的積極變化,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不失去既得利益,永遠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一些人不惜以發動叛亂來阻擋社會進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層反動分子,違背歷史潮流和西藏廣大人民的意愿,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果斷決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徹底平息叛亂,同時堅決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腐朽的社會形態被進步的社會形態替代的必然結果。民主改革在農村、牧區、寺廟、城鎮等陸續展開。

            在80萬人口的農業區,通過充分發動群眾,第一步實行“三反雙減”,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和減租、減息;第二步分配土地,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世世代代受盡剝削和奴役的農奴獲得了自由解放,分得了280多萬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當熊熊烈火燒掉契約和債據時,翻身農奴載歌載舞,慶祝翻身解放的光輝節日。1960年初,20萬戶西藏農戶拿到了土地證,由于實行“誰種誰收”“減租減息”和廢除舊債等政策,勞動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折合糧食達十億多斤,平均每人可得1500多斤。乃東縣克松谿卡68歲的次仁卓嘎說:“我們支了一輩子烏拉,過去從沒敢想過自己有一塊土地,整天擔心的就是挨餓。人民政府現在給我們分了地,再也不怕挨餓了。”廣大翻身農奴高興地說:“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身上;現在,貴族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在28萬人口的牧業區,廢除了牧主的封建特權,主要實行“三反兩利”,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實行牧工、牧主兩利。沒收參加叛亂領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給原牧放者及貧苦牧民,對未參加叛亂的實行“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的政策,牲畜仍歸牧主所有。這些保護措施,把封建的主奴關系改變為雇傭關系,調動了牧工保護牲畜和發展牲畜的積極性,也調動了牧主發展牧業和經營牧業的積極性,基本上達到了人畜兩安,克服了因叛亂分子大量宰殺牛羊造成的困難,牧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當雄草原上的牧民唱道:“過去,當雄草原是我們自己的。后來,被色拉寺霸占了,從此,活人好像進了地獄。如今,新政府頒發了新的法令,我們選舉了自己的領導人,美麗的當雄草原,又回到了我們自己的手里。”

            在寺廟,中國共產黨始終采取穩慎和穩妥的辦法,實行“三反三算”,開展反對叛亂、反對封建特權、反對封建剝削,算政治迫害賬、算階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運動,徹底廢除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實行政治統一、政教分離,堅決打擊披著宗教外衣的叛亂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保護愛國守法寺廟,建立寺廟民主管理制度。對未參加叛亂的寺廟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同樣采取贖買政策。民主改革中,眾多的僧尼自愿還俗返家。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保留了寺廟553座,留寺僧尼7000多人,基本滿足了當時信教群眾宗教生活需要。

            在城鎮實行“四反雙減”,發動群眾開展反叛亂、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剝削、反封建特權和減租、減息運動,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生產資料等進行贖買。實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執行叛與未叛區別對待的政策,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組織貧困市民、游民,恢復商業和自由交換,保障了城鄉供應,保證了社會秩序的迅速恢復和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同時,認真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反帝愛國、接受民主改革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分別安排適當的工作和生活。

            四、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

            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西藏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現了歷史飛躍。通過改革,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獲得了人身自由,成了新社會的主人。改革的全面完成,為在西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打下了堅實基礎。

            ——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獲得人身自由

            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農奴不再被當作農奴主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占有失去賴以存在的基礎。

            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農奴生存、婚嫁、流動、居住、勞動、人身自由、人格尊嚴、接受教育等權利的制度枷鎖,百萬農奴實現了真正的人身解放。美國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百萬農奴站起來》一書中記錄了受訪農奴對獲得人身自由的描述:“我原來總想送兒子上學識字,學點手藝,如裁縫什么的,可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如今他已在內地上學了,將來回來,會成為有技術的工人,他再也不用像我那樣,被繁重的負擔壓彎了腰。”

            民主改革廢除了寺廟的一切封建特權。僧尼獲得了平等權利和自由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許多處于底層的僧尼沖破束縛,還俗返家。僅甘丹寺就有300多名要求回家或就地還俗的僧人,政府按照路途遠近分別發給足夠的路費和安家費。同時,將要求參加工作的13名青年僧人介紹到拉薩百貨公司當售貨員,選送了一些年幼的僧人去學校讀書。對于愿意繼續留在甘丹寺的312名僧人,做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安排。民主改革還廢除了寺廟向宗(縣)、谿卡(莊園)、部落攤派僧額的制度,禁止寺廟強迫群眾當僧人。

            ——建立人民政權行使當家作主權利

            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與此同時,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也相繼被撤銷和結束工作。自此,西藏結束了幾種政權并存的局面。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下,西藏各級人民政權逐步建立。1959年7月中旬,西藏第一個鄉級農會凱松農民協會和第一個縣級農會乃東縣農民協會先后成立。昔日的農奴當選為農會主席和農會委員,帶領廣大群眾進行民主改革。到1960年底,西藏建立鄉級政權1009個,區級政權283個,縣級政權78個,專區(市)級政權8個,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達到1萬多人,4400多名翻身農奴成為基層干部。1961年下半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獲得翻身的廣大農奴徹底改變了昔日“會說話的工具”的地位,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西藏的政治舞臺,成為新西藏的主人,開始享有憲法和有關法律所賦予的舊社會所沒有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以高漲的政治熱情投入到選舉工作中,選舉產生了基層各級權力機關和政府。在西藏歷史上,首次實現了通過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民主選舉產生各級地方政權。到1965年7月,普選工作基本完成,普選出的2600多名人民代表中,貧困農奴就有2200人。江孜縣的選民把選民證稱作“當家作主證”,把選舉看成一件大喜事,積極主動地參加人民代表的選舉工作。

            1965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國務院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區的議案。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成立了西藏自治區,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大批翻身農奴擔任了自治區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職務。西藏自治區及其自治機關的成立,實現了西藏社會制度從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跨越,標志著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79年,西藏自治區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的規定,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1978年以來,西藏依法進行了11次鄉級、10次縣級和8次設區的市級以上的人大代表選舉。西藏各族人民直接選舉縣(區)、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些代表又選舉出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西藏各族人民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管理國家事務和地區事務的權利。目前,西藏自治區有35963名各級人大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92.18%。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從法律上制度上保證和發展西藏各族人民當家作主,保證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職,保持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維護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據統計,自治區成立以來,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批準地方性法規和作出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300余件,切實履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權,自治區各方面工作已經實現有法可依,推動法治西藏建設取得巨大成就。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區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順應人民群眾的政治意愿,表決通過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關于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決定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立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以紀念西藏百萬農奴翻身獲得解放。

            ——充分保障各族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

            為切實保障社會各界參政議政權利,1959年12月,政協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成立。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政協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依法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在西藏民主改革、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僅政協第十屆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就圍繞西藏制定實施“十三五”規劃、加快重點項目建設、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等方面共提出提案2401件,立案2347件。在西藏各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各階層廣泛參與,充分發揮作用。如政協第十一屆西藏自治區委員會518個委員中,宗教界(佛協)80人,排名第一;民族界64人,排名第二。

            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不斷發展和完善。民主改革后,西藏各級人民政權相繼建立。1980年,西藏全區開展了鄉級直接選舉,1984年后擴大到縣。1987年,西藏自治區作出《關于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的決定》和《關于加強農牧區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決定》。經過多年探索,西藏逐步發展形成了農牧區基層民主制度。農村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城市社區全部建立了社區居民代表大會、社區居委會等社區組織,為社區居民自治提供了充分的組織保證。在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廣泛推行。截至2018年底,全區有基層工會組織5756個,工會會員497082人。

            通過民主改革,西藏社會各界人士有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1959年7月,區、地兩級行政機關含上層人士565人,其中貴族、官員和宗教界人士415人。在后來的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中,曾有兩位副主席吉普·平措次登和拉巴平措,都出生在吉普莊園,但在舊西藏,前者是農奴主,后者是農奴,而在人民政府里都當選為自治區副主席,成了共同參與人民政府決策的同事。民主改革使婦女獲得了政治權利,廣大婦女通過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擔任各級領導干部、成立婦女組織等積極參政。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巴桑和中國文聯副主席的才旦卓瑪,是婦女界參政議政的典型代表。就連出生在拉薩一個大貴族家庭、曾擔任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唐麥·貢覺白姆都說:“在舊社會封建農奴制度下,連地方政府噶倫的夫人,在政治方面都沒有過問的權利,那都是男人的事情。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男女平等了,女人也有權利了,這方面變化很大。”

          [ 責編:張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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